中共新一輪改革的共識正在形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近日發表題為：“怎樣應對我們面臨的挑戰”的主題演講。吳敬璉表示，我國通過改革開放，在原來的命令經濟體制下開闢了一片市場經濟的新天地。但是原有命令經濟的遺產還大量存在，這就使得我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能夠延續，並造成了一個普遍的尋租環境。也正是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人們形成了改革的共識。

“兩頭冒尖”愈演愈烈

所謂“兩頭冒尖”，其實就是一種新體制和舊體制之間的矛盾。問題產生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我國通過改革開放，在原來的命令經濟體制下開闢了一片市場經濟的新天地。另外一方面，原有命令經濟的遺產還大量存在，這種遺產的大量存在使得現行體制不是一個很完善的體制，是一種統治經濟和市場經濟雙重存在的體制。

吳敬璉說，“兩頭冒尖”的關鍵問題在於，這種過渡性質的雙重性是此消彼長，還是此長彼消？是舊體制逐漸的消退、新體制逐漸成長完善，還是反過來，停頓、倒退，回到舊體制？如果是新體制逐步擴大，它造成的結果是正面的，是積極的。

一方面是因為原來沒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得到了利用；另一方面，因為城鄉分割這個舊的增長模式被打破，使得原來在農業或者傳統產業中就業的低效使用的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轉移到了城市工商業或者城市中的比較高效率的行業，使得我國增長中的效率提高。由於我國能夠更多地利用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我國的生產效率有了提高，這就支撐了我國改革30年來的高速增長。特別是到90年代以後，增長速度更是加快，使得我國在最近20年的GDP年增長率甚至超過了10%。到了2010年中國超越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但是事情還有另一個方面。”吳敬璉說，“就是說這個舊體制的遺產阻礙著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他認為這種舊體制命令經濟體製造成的主要後果，在中國來說，一個是使得我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能夠延續。因為這種模式是由強勢政府主導的威權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下的增長一定是依靠資源的投入，因為政府具有很強的動員資源和指定資源投入方向的能力，所以這樣的粗放的增長模式就會延續下去。另一個後果是，因為行政權力、政府權力大量干預經濟活動，就造成了一個普遍的尋租環境，因此腐敗的蔓延很難制止，不管是用思想動員還是用嚴刑峻法。

吳敬璉認為，想要解決這種局面，就必須轉變經濟的增長模式。目標模式就是中國政府提出的要實現從依靠投資來驅動的增長，轉變到依靠效率提高實現的增長。原有模式則是強化國家對於經濟、對於社會的干預，用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國家投資來推動增長，東亞國家的討論中把它叫做威權發展模式。

轉模式存在體制性障礙

吳敬璉指出，中國舊的增長​​模式的特點就是靠投資的增加來維持高速度增長。這樣的增長模式恰恰應了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時做出的分析。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就要滅亡了，他分析的就是當時西方國家主要靠投資的增長模式。馬克思說，這樣靠投資來維持增長，結果一定是資本對勞動的比例不斷提高，投資率不斷提高，消費率不斷降低，它的結果主要是兩個。一是產能過剩。因為投資增加，產能就不斷的擴大，而消費率降低，表明最終需求不足，那麼就出現了在19世紀很典型的經濟危機。從政治上來說，因為分配的格局是由生產的格局決定的，投資資本對勞動的比例越來越高，在收入分配中，就造成了所謂勞動者的貧困化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

由於選用靠投資的增加來維持高速度增長這樣一種增長模式的國家都發生了同樣的問題，所以中國在“九五”計劃以後明確提出來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方法就是要實現從依靠投資來驅動的增長轉變到依靠效率提高實現的增長。在黨和政府的文件裡面，從1995年中共中央關於製定第九個五年的計劃的建議以來一直是把“從粗放的增長模式轉變到集約的增長模式”作為整個經濟工作的主線。但是成效有限。吳敬璉認為，原因總的來說是存在體制性的障礙，這些體制性的障礙主要有三點。

第一，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中扮演主導的角色。我國農村的土地是屬於集體的，城市的土地是屬於國有的。於是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過程中把大量的農用土地轉移到城市中來。那麼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就以一個很簡便的辦法拿到了大量的低價土地。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說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掌握住這麼大量的土地就使得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還有就是銀行體系基本上是國有的，各級政府在信貸的發放上其實有很大的權力。政府掌握了土地資源和信貸資源，在資源配置中就仍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GDP崇拜，這個不光是政府部門的事情，而是形成了全社會的共識。因為各級政府變成了經濟的首腦，於是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表現就簡化成了經濟增長率。這就使得各級政府會動用配製資源的權力​​來營造政績。

第三，價格扭曲。按照計劃經濟的辦法，各種資源的價格，各種上游產品的價格都要往低裡定，這就促成了一種粗放增長方式，就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的畸形發展。

“十一五”進一步強調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要把技術創新轉化為商品進而實現產業化卻是步履維艱。問題仍然出在體制上，關鍵在於我國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個能夠鼓勵創新、鼓勵創業的體制。

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

吳敬璉認為，中國的狀況是即使有了一部分市場，也還是停留在很低的發展階段，所謂原始的社會經濟階段。它最重要的特點是缺乏規則，缺乏完善的產權保護。在這種情況之下創新往往會夭折。結果就是我國在增長方式的轉變上號召很多，但是進展甚微，於是資源緊缺、環境破壞這樣一些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以至於在社會關係上出現了收入水平提高緩慢、消費不足、儲蓄和消費的失衡等等問題，而且變得越來越嚴重。

吳敬璉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就考慮怎麼突破這種雙重體製膠著對峙的狀況，全面進行改革，要建立一個健全的商品經濟制度，也就是市場經濟制度。1992年6月9日，江澤民總書記對市場經濟下了一個定義，這個定義是說在這個經濟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1992年的10月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就確定了中國要建立一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今年已經是這一概念提出的第20年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概念的提出解決了很大的問題，就是當時的頂層設計，明確了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

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後，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根據這一目標制定了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對我國市場經濟系統的各個子系統改革的目標、改革的順序、改革的進程和配套的政策做出了規定。從1994年開始，政府就照這樣的一個總體規劃全面推進了中國的改革。這個改革總體規劃對於我國最近20年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絕對性的作用。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要進行以國有企業有進有退的佈局調整為核心的所有製結構的調整和完善。所有這些改革加在一起，我國就能夠在20世紀末期宣布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已經建立。

但是，初步框架的建立並不意味著一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完全建立了，它還有很多命令經濟的遺產。特別是關於政府的職能、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等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吳敬璉表示，我國當前對於經濟的發展存在著體制性的障礙，要消除這些障礙，不但需要經濟方面的改革，還需要政治方面的改革。因為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就提出來要建立法制國家，十六次代表大會又提出要提升政治文明，要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吳敬璉說，舊體製造成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尋租這種制度基礎的擴大。尋租造成腐敗。在舊的意識形態的解釋下，認為腐敗是市場或者說是資產階級意識影響造成的結果，所以就加強政府的控制，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政府力量的加強又使得尋租的基礎進一步擴大。

改革共識在困境中形成

吳敬璉說，當前我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從微觀經濟來說就是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效率降低，產能過剩，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從宏觀經濟來說就是消費需求不足，貨幣超發，資產負債表再槓桿化，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通脹危險加大，由此產生了宏觀經濟政策既不能鬆也不能緊的兩難困境，社會矛盾加劇。

然而，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只有推進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遏制腐敗。只有通過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

吳敬璉表示，從實際狀況來看，確實出現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識的可能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前幾年被短期效益所掩蓋的問題逐漸顯現，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同時各地也出現了一些改革創新，贏得了更多人的支持。比如在上海開始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政策，這個本來從上面到下面很多人有顧慮，但是上海試點以後，雖然還存在著不少的瑕疵，但是很多地方都明顯地看到了它對於促進服務業發展的作用。所以從上到下，從國家的稅務總局到地方財政部，到許多地方政府都要求參加試點。

從北京來說，近期各界人士對於頂層設計有很多討論。包括對加快競爭性市場體系的建立、國有經濟佈局的調整、農地改革等等，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見地的意見。還出現了關於公共品領域、財稅改革、市場監管和反壟斷的大討論。

“從最近20年的情況看，我們改革的難點和弱點都跟政治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吳敬璉表示，為了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必須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進行政治改革。建立市場經濟首先就需要建立法制。對於非人格化的市場來說必須依靠規則的執行，也就是說要靠法制。所以沒有法制就不可能有什麼現代市場經濟制度。

問與答

問：如何得到全面推進改革的動力？

答：21世紀以來，確實存在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但是這是不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趨勢呢？不是這樣的，它是由一些特別的因素​​造成的。因為在一個強勢政府起主導作用的情況下，官員手中的權力很多，而且在威權主義的政府中官員往往是不受監督的，於是許多官員變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者。其實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靠權力得到利益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就變成了改革的阻力，而他們手中又有權力，所以使改革寸步難行。這種情況是不是不能改變的？我認為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以專業人員為主體的中產階層已經成長壯大了。因為中國人口太多了，即使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那麼高，但是它的絕對量也是非常可觀的。就我的觀察來說，一個國家走向富裕的初期，新成長起來的以專業人員為主的白領或者中產階層往往帶有自己的弱點。由於經濟上的貧困狀態突然得到了改變，他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家庭和個人的物質生活和短期的利益。從東亞國家你可以看到，包括我國的台灣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但是這種情況是可以改變的。

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人們素質的提高，隨著我國面對的各種矛盾變成了切膚之痛，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提高他們的利益自覺性和公民意識，這樣就會在整個社會中形成一種改革的推動力量。

問：您對當前推進的金融改革有何看法？

答：金融改革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如何使金融市場，包括信貸市場、投資市場、證券市場形成競爭性的市場。從銀行體係來說，中央銀行提出的要實現利率市場化是非常正確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監管問題。因為金融業有它的特殊性，特別是它是一個信息高度不對稱的不完全市場，所以監管就非常的重要。因為證券市場是一個高度的信息不對稱的市場，所以要正常運轉，最重要的就是要改變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所以正確的監管路線，應該是嚴格執行強制性的信息對稱制度。比如說證券市場的信息準確全面及時地向全社會披露，來改變證券市場的問題。但是中國目前實行的是“實質審批”的政策監管路線，用審批制度來監管。

因為審批制度涉及管理層的許多人的權力和利益，所以就很難改變。似乎最近中國證監會也在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向這個方向​​前進。但是證券市場的正常化，不光是證​​券部門就能解決的，它牽扯其他好多問題。比如從微觀角度來說，它健康發展的基礎是建立在這些上市公司自己的業績、未來的營利能力是不是能夠提高之上的。從宏觀角度來說，跟監管有關係，但是更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貨幣擴張。貨幣的過量擴張，造成流動性氾濫，所以這是一個全面的改革，不是光靠金融體系本身的改革就能解決的。